奖窝窝头
1960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所就读的威县一中高六班，召集全体男同学开会。班主任讲：“为保安全度过雨季，校领导决定，把全校泥坯房统一泥一遍。为了节省开支，同时又能给愿意参加泥房的同学解决点饥饿问题，校务会研究决定，凡是参加的同学每人每天多发窝窝头两
第二天下午5点半左右，我们班按时完成了任务。经校泥房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准许领窝窝头了，我们六个同学兴高采烈地向学生伙房跑去。当炊事员把窝窝头捧到我们面前时，大家没有了笑容。原来每个窝窝头虽然比茶碗还大，可里面最多能有一两红薯面，其余全是树叶和野菜，根本不成个，几乎要散掉。尽管如此，心里还是觉得也算值，不管咋说，总算能填饱一次肚子了呀。
捡麦粒与放鸡
母亲原来是抗日村政府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了教育工作，因为学历是初师(相当于初级中学)，所以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
1960年，虽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关键年之首，但人们对饿的滋味早已饱尝，家家没吃没穿，一日两餐糠菜饭，还不能吃饱。当时威县的各小学校，按县委、县政府的通知要求，每天上午8―11点上一晌课，下午孩子们回家帮家长搞生活、度荒。当时我家四口人：父、母、妹妹和我，父母和我每人每月能享受到国家供应的十八斤口粮，妹妹才五岁，只供应十四斤，全家四口人每月共计才六十八斤，平均每天二斤二两六钱，每顿饭七两三钱。每人每顿才一两八钱七。然而父亲生来身材高大，魁梧健壮，读书时就是学校体育队的运动员。我当时二十岁，正当生龙活虎，不知饱不知累的年龄。我们四个人的这点口粮都不够父亲或我一个人吃的。没办法，只有靠多吃野菜、树叶，甚至把棉花落子(棉花生长时包裹的外壳，味道苦、涩)都磨成粉用以补充口粮，就这样还是难以糊口。走投无路之时，母亲找到了一个十分可喜、收入可观的门路。当时是1960年麦收刚过，母亲用笼子背着她喂养的七只小鸡，拿上一个大口的瓶子到社员收过麦子后尚未翻土的田地里一粒一粒地捡掉落的麦粒，同时把小鸡放到地里让它们自寻吃食解决饥饿。就这样，每天下午母亲能捡到二三两甚至四五两的麦粒，磨成面加上野菜等，可凑合半饥半饱的一顿半顿。就靠这样过夏捡麦粒，过秋捡谷粒、豆粒，给全家解了不小的饥饿之急。
浮肿与肝炎
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转到学校做教育工作，先后任职于县第五抗日高级小学、县教师进修学校、地区师范学校、县第一中学等。
在县一中期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供给父亲的口粮定量先由原来的每月二十八斤降至二十一斤，最后竟降到每月十八斤。对于每顿饭能吃七八两面食的父亲来说，一天的定量还不够吃一顿饱饭的。可他硬是把这极少的定量平均分成三餐食用，从不超吃。有时母亲把家里节省下来的一点代食品(也称“瓜菜代”，是以野菜、树叶等为主掺入少量谷物面粉制作的，食用其只能充饥，几乎不含营养成分)给他送去，他就把代食品吃掉，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以备回老家时送给爷爷奶奶吃。就这样半年后，父亲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患上了浮肿病，接着又查出肝炎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按县里规定，可享受到每月加供细粮五斤、红糖半斤、猪肉一斤、食用油半斤的特殊照顾，同时院方也给补充了部分营养药品。就这样住了五六个月医院，病情较为好转，在父亲再三要求下，院方勉强同意出院，也才幸运地保住了他的性命。
1983年，父亲离休。他常说：“我命大，大难不死，现在该享后福了。”老人家整天乐呵呵地锻炼身体，学习文件，读报纸，看电视，生活得非常滋润，非常快乐。
（摘自《三年困难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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